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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一

    谭嗣同在戊戍变法失败后，志在必死，欲以烈士之血唤醒愚民，说道：“中国未闻因变法而流血者，若有，请自嗣同始。”从容赴死。死前为免其父被牵累，伪制家书为父开脱。
在历史上无独有偶，章太炎搞革命时，因怕老师俞樾受累，故意写信向俞樾“谢师恩”。俞樾却不因章太炎搞革命而不认他这个“高徒”，说：“炳麟，吾徒也。吾爱炳麟深，此炳麟之所以报恩欤？”

之二

    钱理群教授说：“中国只有实用主义者，而少有信仰主义的人。”（钱理群文选《拒绝遗忘》第179—180页）。鲁迅亦认为中国极少殉道的人。因为我们中国文人，都是统治阶级的“帮忙”和“帮闲”，而无独立的人格，无一种坚定不移的宗教式的信仰。只能仰承统治者的鼻息，依附统治者而生活，成为意识软体动物，成为乡愿，成为“德之贼”。
    谭嗣同说过一句聋耳振聩的话：“二千年来之政，秦政也，皆大盗；二千年来之学也，苛学也，皆乡愿也。唯大盗利用乡愿，唯乡愿工媚大盗。二者相资，而罔不托之于孔。”
    统治者和乡愿都是“实用主义者”，如果要说他们有“信仰”的话，也无非是相互“利用”和“工媚”，“二者相资”而已。

之三

    “唐初四杰”之一杨炯，显庆六年，举神童，授校书郎。杨炯恃才傲物，自视极高，当官时对那些平庸的同事很瞧不起，戏称之为“麒麟楦”，他说：“这些庸人，只不过一头驴罢了。他们披着麒麟皮，看上去像与初时不同，其实掀开其皮，还是一头驴！”（或问之，曰：“今假弄麒麟戏者，必刻画其行覆驴上，宛然异物，及去其皮，还是驴耳。”）听的人对这个狂傲不羁的怪物，十分嫉恨。
其时杨炯与王勃、卢照邻、骆宾王四人以文章齐名，被称为“四才子”或“四杰”，即“王杨卢骆”。杨炯对此十分不服气，曾说：“吾愧在卢前，耻居王后。”张说曰：“盈川文如悬河，酌之不竭。耻王后，愧卢前，谦也。”杨炯曾在婺州盈川当盈川令，著有〈〈盈川集〉〉三十卷传世。在〈〈四库〉〉有“优于卢而不减于王，愧在卢前，谦也，耻局王后，信然。”
可见，杨炯说“愧在卢前，耻居王后”实在是太谦虚了。事实上，以杨炯桀骜的个性，他简直以与王、卢、骆为伍而耻，以同其余“三杰”同列为耻！

之四

    胡适说，对政治采取“不感兴趣的兴趣”的态度，这是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应有的责任。在社会关系中，知识分子应保持一种特立独行姿态，既不为政治所累，又不为爱惜羽毛洁身自爱而脱离政治，与政治之间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。只有这样，才能公正地处理政治关系和评议政治人物。
    我觉得，一个真正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，他也许是最佳的政论家，但未必是最好的政治家。因为群体行为和政治活动是特立独行最大的敌人。
    台湾第一流的知识分子李敖，最大的过失是耐不住寂寞出山竞选总统。这与他一向鄙薄政治人物和政治活动的态度是相悖的。他的落选我们不该为之惋惜而应暗自庆幸；因为他竞选成功意味着我们将失去了一个最优秀的政论家。与其要一个媚俗的政治家，宁愿要一个好的政论家。只有这样在野的知识分子一天到晚不停不休地骂、骂、骂，才使那些无主见的人们不被虚假的政治表象所蒙蔽和迷惑。

之五

  近日读胡适的文章，七八十年前的一些观点放在新世纪的中国的今天，依然适用。胡适说：“现在大多数喊口号、贴标语的，也无外这两种理由：一是心理的过瘾，一是无意义的盲从。”“故从历史考据的眼光看，口号标语正是“名教”的正传嫡派”（《胡适作品集》之〈名教〉第212页）。胡适在该文亦认为这种“喊口号”“贴标语”是一种政治工具，这种政治工具的威力在文革时期人们已经见识过。在行动之前先造就一种“山雨欲来风满楼”的气氛，从气势上、形式上、口头上将对手压倒，并非仅仅局限于“心理上的过瘾”和“无意义的盲从”。无疑，这是显效的。然而，现在大多数“喊口号贴标语”却正如胡适所说的，这就不免令人可笑；就像一个人暗恋美姻力未逮而意淫之一样可笑。李*志的歪理邪说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和危害，使国人恨不得“生啖其肉”。上面一个政令下来，全国各单位竞相开这个会那个会声讨李*志。我所在的学校，黑板报上皆是批李*志的文字，仿佛整片大陆都陷入李*志的无物之阵中了。

之六

    孙膑和庞涓是同学。军事学堂毕业后，庞涓在魏国当将军，孙膑则在齐国做事。孙膑学习比庞涓好，才能比他高，因此庞涓心生嫉恨，欲锄之而后快。后来孙膑出使魏国，并拜访了同学庞涓，不料庞涓心毒手辣，同学见同学，我剁你的脚。庞涓当真把孙膑的脚齐膝削去，变成废人。
    韩非和李斯也是同学，师从荀卿。毕业后，李斯在秦国当官，韩非在韩国做事。韩非也是学习比李斯好，才能比他高。李斯自知不如韩非，真是又嫉又恨。后来韩非出使秦国，孰料李斯一心要搞死韩非，同学见同学，请你吃毒药。韩非被关在秦国的大牢里，吃毒药而死。
    老同学见老同学，必须小心谨慎。倘你才学都出其右的，更应该小心身家性命。同学搞同学，古而有之。古人说：殷鉴不远，在夏之后。后之学者，引以为戒。慎之慎之。

之七

    奥加辽夫（赫尔岑的挚友）的《感怀》长诗写道：
        啊，那自由的思想发光的年代
        无限希望的年代
        那纵情欢笑、对酒高歌
        孜孜不倦、充满理想的年代而今何在？
    当一段黑暗的历史将我们隔阂于“自由思想发光的年代”之外，当我们处在一个禁锢思想、统一思想，以党的思想为主流意识标准的时代，当我们对现实不满、怀疑、失去耐心和信任的时候。我们不得不从人性、个体的理念出发，去追寻内心渴慕的价值和信仰。有人说，九十年代是自由主义的春天，我但愿这是个给人以希望和灵魂自由的时代，并一直下去。
    赫尔岑在《往事与随想》（上）（第161页）写道：“青年，只要还没有受到市侩习气的腐蚀，造成精神上的堕落，总是不切实际的，特别在一个年轻的国家中更是如此，因为那里向往的事太多，而如愿以偿的事又太少……没有不切实际的气质，一切实际只能停滞不前，变成同一事物的枯燥反复。”
    “不切实际”的精神最为不易，现代人往往太切实际而不得不向现实妥协，变成十足的市侩，变成卑鄙的现世主义者。